诗人对此事的态度怎样呢?“义士”“讨”“群凶”这些词语表明诗人是憎恶董卓等人作乱,渴望国家统一。
中间六句是交代这有关讨伐的情况:联军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力量涣散。导致的原因是“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袁术分裂,自立为帝;而袁绍也阴谋废掉汉献帝,立刘虞为帝;他们搞分裂、谋私利,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貌合神离、互相观望,畏缩不前、按兵不动甚至是自相残杀。
诗人对这种情况的态度怎样呢?悲愤、失望;把矛头指向了“二袁”,显示出作者的非凡谋略和远见卓识。
最后六句直接描写战争的危害:由于连年战争,将士的铠甲不离身,长出了虱子;百姓大量死亡,荒野上白骨累累,千里之内都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着这荒凉、凄惨、惨绝人寰的景象,诗人不禁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表达了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体现了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这首诗描述了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可是,这大好形势,却被袁绍等野心家给破坏了。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为幌子,行争霸称孤之实,给予无情的揭露,井对以此造成的战乱,予以严厉的抨击。诗的结尾描绘出因战争而造成的凄凉悲惨的画面,连年战乱,士兵们不能解甲归田,人民死亡惨重,百不余一,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痍瘦,哀鸿遍野。到处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这一惨绝人寰的图景,诗人发出了“念之断人肠”的呼喊。
《蒿里行》运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首诗不仅时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它是汉未之实录,是史诗也。
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是曹操比较成功的作品,通过阅读,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还能领略作为诗人曹操的独特文风。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关东的诸州郡将领,都起兵讨伐董卓及其党羽这些残暴的人。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本来期望各路将领在孟津会合,同心讨伐长安董卓。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结果各有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权势、财利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玺。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战士常年征战,铠甲上生满了虮虱,百姓也因此死伤无数。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累累白骨曝露于荒野之地无人收埋,方圆千里都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有一人能活,想到这里不免让人肝肠寸断。
关东: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以东。
义士:指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州郡将领。
讨群凶:指讨伐董卓及其党羽。
初期:本来期望。
盟津:即孟津。
乃心:其心,指上文“义士”之心。
咸阳:秦时的都城,此借指长安,当时献帝被挟持到长安。
力不齐:指讨伐董卓的诸州郡将领各有打算,力量不集中。齐,一致。
踌躇:犹豫不前。
雁行:飞雁的行列,形容诸军列阵后观望不前的样子。此句倒装,正常语序当为“雁行而踌躇”。
嗣:后来。
还:同“旋”,不久。
自相戕:自相残杀。当时盟军中的袁绍、公孙瓒等发生了内部的攻杀。
玺: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用的印章。
铠甲生虮虱:由于长年战争,战士们不脱战服,铠甲上都生了虱子。铠甲,古代的护身战服。铠,就是甲。虮,虱卵。
万姓:百姓。
以:因此。
露:暴露。
千里:方圆千里。
生民:百姓。
遗:剩下。
这首《蒿里行》可以说是《薤露行》的姐妹篇,《蒿里》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此文则主要是写诸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酿成丧乱的历史事实。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
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连年的征战,使得将士长期不得解甲,身上长满了虮子、虱子,而无辜的百姓却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满山遍野堆满了白骨,千里之地寂无人烟,连鸡鸣之声也听不到了,正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后诗人感叹道:在战乱中幸存的人百不馀一,自己想到这些惨痛的事实,简直肝肠欲裂,悲痛万分。诗人的感情达到高潮,全诗便在悲怆愤懑的情调中戛然而止。
此诗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
公元189年(东汉中平六年),曹操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了董卓部将徐荣,战败。不久,讨伐董卓的联军由于各自的争势夺利,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起来,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绍、韩馥、公孙瓒等部,从此开始了汉末的军阀混战。此诗即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