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若（962年－1025年），字定国，谥“文穆”，临江军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东门王家）人。北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宋真宗时期的宰相，主和派的代表。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大举南下，围瀛州（今河北河间），进逼贝（今河北清河西）、魏（今河北大名东）。他密请真宗往金陵（今江苏南京），为寇准所阻。后出判天雄军（今河北大名东）。因与寇准不协，要求去职主修《册府元龟》。他为挑拨宋真宗与寇准关系，指责澶渊之盟为城下之盟，使寇准罢相。大中祥符年间，真宗梦见神人赐“天书”于泰山，他为迎合真宗，伪造天书，争献符瑞，封禅泰山，号为大功业。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次年上表领衔编纂的《册府元龟》书成，功揽于己而咎归于人。天禧元年（1017年）为相。三年，出判杭州。宋仁宗即位后复为相。因他状貌短小，颈有疣，时人称为瘿相。为人奸邪险伪，善迎合帝意。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交结，时人谓之五鬼。

投机取巧

邀他人之功为已功。王钦若为太常丞、判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理欠凭由司时，度支判官毋滨古有次对他说：“全国老百姓因逃亡拖欠下的钱粮，自五代起到如今，虽政府一直在催缴，但始终上缴不了，因老百姓实在是太贫困了，负担不起。我将疏请皇上，将这笔钱粮减免。”王一听，认为这是桩邀功请赏的好买卖，连夜命人核算好这笔拖欠钱粮的总数和减免成数，第二日，即以他个人名义抢先疏奏真宗。真宗一见这奏疏大惊，找来王问：“这件事难道先帝不知道吗？”王从容诡称：“先帝本来就知道的，只是他有意把它留给陛下来处理，以收人心。”真宗听了大喜，即日下令减免钱粮一千多万担，并释放囚犯三千余人。从此，真宗对王更器重，召为翰林学士。后调西川安抚使还朝，又授左谏议大夫、参加知政事（副宰相）。

迎合帝意

大搞荒诞无稽的迷信活动。有一次，真宗曾梦见神人对他说：“（吾）赐（汝）天书于泰山。”真宗是迷信道教的，信以为真，并将这事暗中告诉了王钦若。后大中祥符初年王为泰山封禅经度制置使兼判兖州时，为了迎合帝意，伪造天书，即所谓《天书再降祥瑞图》，通过朝廷中官，奉献真宗。且事前部署周详，八方缝合，捏造情节，说是某年六月甲子日，有木工董祚于泰山醴泉亭之北见有一方黄绢飘摇草上，走近一看，除上有御名“真宗”二字外，其他字都不能识，便拾来请钦若过目。钦若细看，乃知是《天书再降祥瑞图》，便盥手威仪迎奉至社首，然后又跪授中官，驰奉皇上。同时他还说，他来到泰山任职后，曾两次梦见神人，要求增建庙庭。王钦若把他编的这一套鬼话一说，真宗信以为真，既封禅泰山，在泰山上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而王钦若也因此大捞一把，命他为天书仪卫副使，迁吏部尚书（因前与寇准不和，已罢参知政事，为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次年，又升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挑拨离间

谗语伤人，打击政敌。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方契丹（即辽国）军队大举南侵，深入到北宋都城开封以北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宋朝君臣上下惊惶失措。为避契丹锋芒，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大臣陈尧叟（蜀人）主张迁都成都，只有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抗战，不仅不主张迁都，还主张宋真宗亲征，说当今“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若向南迁都，“所在人心崩溃”，契丹乘势深入，则天下不可保。最后真宗勉强听了寇准的话，稳住阵脚，与寇准一起亲征。河北军民听到皇帝与宰相来，抗战情绪十分高涨，“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由于真宗把军事指挥权全给寇准，“号令明肃，士卒喜悦”；而寇准在大敌当前，抗战坚决、果敢，指挥机智、镇定。故宋军和契丹一接触，契丹军被“斩获大半”，并射死其大将军挞览。这一战役的胜利，本可乘机北进，收复失地；但因真宗的亲征，原非出于自愿，又“厌兵”，加上投降派从中作梗，流言蜚语，打击寇准，结果在自己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真宗同意与契丹媾和，寇准也被迫认可，与契丹订立了一个岁输币“三十万”的所谓“澶渊之盟”（澶渊是澶州西南一个湖泽）的屈辱和约。澶渊之盟本身当然是不值得称道的，但澶州一战打得敌方落花流水，余敌弃甲曳兵而走，主要是寇准的指挥得当。这点，真宗是非常清楚的，因而战事结束，他给寇准加官进爵，更加器重。然而“素与寇准不协”的王钦若却“深嫉之”，乘机挑拨离间，谗言中伤。一日会朝，寇准先退，真宗目送之。钦若见此则进言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钦若又问：“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一时愕然，说不出道道，只反问一问“为什么”后，钦若又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听了有些不痛快，未等他开口，钦若又加尖：“陛下闻博（赌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尽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原来就认为寇准“刚直难独任”的真宗经钦若这样一挑拨，对寇准产生了疑虑，景德二年就用王旦为宰相，将寇准降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虽然背了黑锅，但他的爱国精神和优良的政治品质却为人民所承认，故在戏剧中，他是作为一个“清官”的典型出现的。

嫁祸于人

宋真宗咸平年间，王钦若为科举主考官。考生临津任懿为录取开后门，间接通过王要好的一个僧人惠秦搭桥引线，送了三百五十两的贿赂银票到王家撮成其事。其时王在试院监考，任懿这名字，是王的妻子李氏暗中写在他家奴仆祁睿的手臂上，祁睿以进试院给王送汤饮为名而告诉王的，任懿的贿赂银数也由祁睿同时告诉了王。这场腌脏交易虽然做成了，但事后为人检举揭发，御史中丞赵昌言逮捕了祁睿、任懿等人，并疏请皇上要逮钦若归案惩处。御史拷问任懿作弊情节，任说：妻兄张驾认识考官洪湛，曾与张一起到过洪家里说过考试开后门的事；但后来真的贿赂行事，是间接通过僧人惠秦等人暗中进行的，被贿赂者是谁他不清楚。拷问祁睿、惠秦，虽承认干了这上述勾当，但于太常寺另外鞫问王钦若时，王却将祁睿、惠秦口供全盘否定。且说祁是前几日才到他家为佣的（祁原是王任毫州判官时小吏，虽跟随王多年了，但祁的户藉一直在毫州，后来才移来王家，故王诡称祁前几日来他家为佣），还不信任祁，祁也不可能干这种勾当。说到与惠秦的关系，王承认彼此友情甚厚，但惠秦从未登过他家的门。因王的狡辩，这两点都落实不了。鉴于王当时是真宗的红人，法司不敢深究，最后把这考场贿赂舞弊事落到考官洪湛身上，既削籍，又流放儋州以死。当时人们虽知洪是冤案，但因王当时是副宰相，权势大，谁也不敢出来抱不平。

抢功为己

这也就是群众说的一句俗话：“取到经是唐僧的，犯了祸是孙猴子的。”这里举修纂《册府元龟》为例。王钦若与寇准不和，罢为副宰相兼任刑部侍郞、资政殿学士后，宋真宗命他与杨亿等人主修《册府元龟》一书。该书专录上古至五代君臣事迹；所录以正史为主，兼及经、子、集。全书正文一千卷，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每部有“总序”，类似小沿革史；每门有“小序”，类似每门的总论。《册府元龟》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开始修纂，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完成，前后共八年。在修纂过程中，因每修辑一部分要向真宗汇报，如得到真宗的褒奖称赞，王钦若则将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一以谢皇上；如果出了毛病，受到真宗的谴问时，则推卸责任，叮嘱书吏说是杨亿等人干的。

奸邪险伪

王钦若诸于上述的“奸邪险伪”，大中祥符七年马知节与王一起在枢密院任事时，马曾当着真宗的面进行揭露丑诋，曾使王一度罢了宰相；但因王能委曲、巧合帝意，卖力为真宗上玉皇尊号、建祥源观等等，而王本身从年幼起就崇信道教，（年青时，在宜春的湖岗寺和奉新华林书院读过书，这两地都是当时有名的道教所在地，可能有深厚影响），特别是当了大官后，更“好神仙之事”（著有《天书仪制》、《五岳广闻记》等书，校刊道书数百卷），“情人眼里出西施”，因此真宗对他有种特殊感情，罢相后不久，又官复原职，重登相位，他的龌龊行径不能得到彻底揭露。真宗死，仁宗即位，钦若又献《迁叙图》，论述“平时百官叙进，皆有常法”，得到仁皇欣赏，加上太后从中赐以青睐，钦若仍得为宰相，并封为冀国公，恩宠日隆。钦若最后染疾归家，“帝临问，赐白金五千两”；既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录亲属、亲信二十余人入官。“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在此情况之下，钦若的龌龊行径更得不到揭露。只是到了以后，仁宗的头脑冷静下来，可能听到各方的反映，他自己也有所觉察、体验，才对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

地域之见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从有的同志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证来看，似乎是肯定。如《历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任爽在《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一文中说：唐宋之际，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观，同时给南北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使当时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由西北移向中原，再由中原移向南方，这一循序渐进的发展，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内容。大体上，五代以前，由于南方较为落后，所以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开始更多地影响北方。这一进步，意味着北方地主阶级集团传统的优势地位，首先是政治优势地位的丧失。因此，这一进步绝不可能被北方地主阶级集团所轻易接受。唐宋之际，大多数北方人士对这一进步，特别是对南方政治势力的崛起采取了一致的敌对态度。北方人士如此，当然南方人士也不会自甘菲薄，双方从各个角度、利用各种手段展开攻击，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阵线之清晰，前所未有。

政治斗争

接着，作者在缕述唐宋之际持续三百年之久的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中，首先说了唐代后期永贞革新运动是南方人争取全国政治地位的初次尝试，因为革新派的主要人物的“二王”（王叔文、王伾）是南方人。以后在谈到王安石变法中，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派同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其原因，除了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观点不一致外，作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谁来改革的斗争，因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的中坚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等人都是北方人。作者在论述北宋初年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时，对南北两派的尖锐对立作了更多形象具体的描绘。他说：《道山清话》载：“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为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尝上。”及真宗欲相临江军人王钦若，大臣王旦即以“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为理由大加阻挠。王旦死后，王钦若始大用，发牢骚说：“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宋史·王旦传》）王旦以识人善任著称，尚需找些“公议”一类的理由搪塞舆论，不敢过分露骨。寇准则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抚州人晏殊，七岁以神童其荐。真宗召其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晏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真宗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寇准不高兴，曰：“殊江外人！”连真宗也觉得不象话，反驳说：“张九龄非江外人耶？”（《宋史·晏殊传》）及临江军人萧贯（新喻人）当作状元，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结果北人蔡齐夺魁。寇准出院，居然对同僚夸耀：“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邻几杂志》）这种状况，使得在朝南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始终有一种“弱羽惊弦势未安”（《东轩笔录》）的惆怅。但是，南方政治势力的发展，并非统治者个人意愿所能阻止。自真宗破例以王钦若为相，其后居相位者五十四人，而南人有二十九，超过了半数，与唐代仅占十分之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太祖御笔刻石的下落，尤其发人深省。据《道山清话》：“自王文穆（钦若）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他处。后寝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继用事，石为人窃去。”“不用南人为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遗训。据此典则，王旦阻挠南人王钦若入相当国；寇准以北人自居，打开窗子说亮话，说“南方下国”之人，“不宜冠多士”，要入阁拜相当然更是不允许的。最后终于冲破了这个“门户之见”，王钦若登了相位，成了北宋南方人当宰相的第一个人。而王曾说王钦若等五人为“五鬼”，南北“门户之见”可能是个因素，因为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等四人都是南方人，只有山阳人刘承珪，他是属山东的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尚不清楚。

册府元龟

王钦若虽为“五鬼之一”，但也做过一些好事。他与杨亿等主持修纂的《册府元龟》大部头类书，对宋前史籍的辑佚和校勘工作便很有价值。《册府元龟》共1000卷31部1116门，它虽与《太平御览》卷数相同，但各卷容量较大，所以总字数约超《太平御览》一倍，有940 余万字，在《四库全书》中是仅次于《佩文韵府》的第二部大书。这部书的编纂目的是“欲载历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编纂的特点是所采资料不改旧文，不恰时原文下加注，资料范围都是正经正史，每部前有总序，每门前有小序，言简意赅，有助于使用本书。但因所采多为常见书，不注资料出处，以至自宋至清不为学者所重视。直至近代，始为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所注意并予以肯定和提倡。这部书材料丰富，引文整篇整段，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以年代为序，凡君臣善迹、奸佞劣行、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议论、学士名行，无不具备，可以说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它所收的史书又都是北宋以前古本，可用来补史校史，清朝辑佚家未加利用，实属遗憾。从此以后，利用此书者方日益增多。与杨亿分别领修《册府元龟》，历时8年。全书1000卷，自上古至五代，分门排列，所辑资料出于正史、野史及唐五代诏令，奏议等，其中唐、五代诏令、奏议已多不传。文中一些俚语，也未加删节，原始资料价值较高。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命他选官详校《道藏经》，于九年（1016）奏上。八年（1015）崇文院起火，太宗、真宗二代藏书大半煨尽。又命他提点写校馆阁书籍，以陈彭年为副手，借太清楼本补写。仁宗即位（1023）改任秘书监。

拒收礼金

他中进士后为亳州判官、监会亭仓时，一年天久雨，谷难干，仓司以老百姓送来的谷不干拒绝收纳。好些人远道送来因候收粮盘缠完了，真是发急。钦若了解到这情况，令仓司全部收下。为使这笔谷不致霉烂变质，在另放一处的同时，又奏请凡来仓要粮者，不分先后，一列先支湿谷。真宗见疏大喜，说他有相才，改判三司。真宗欲以王钦若为相，王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称立贤无方，然需贤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论也。”真宗乃止。旦没后，王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可见王旦未称其为贤，而以南北人说事。但王钦若生荣死哀，“国朝以来宰相荣恩，未有钦若比者”。

怜悯人才

钦若对有的落魄知识分子和林岩之士曾寄予怜悯敬仰之情。大中祥符年间钦若失帝眷出判杭州时，见一老尉，苍颜华发，有些不高兴；但问及其履历时，乃是他的同榜进士，既恻然同情，又上奏朝廷进升为京官。尉感慨万千以诗谢钦若曰：“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东风原没两般风。”仁宗即位，钦若以刑部尚书知江宁府时，有次路过杭州，拜访隐居在西湖孤山上的诗人林逋（人称和靖先生）。临别，林以诗送之曰：“虎牙熊轼隐铃斋，棠树阴阴长碧苔；丞相望崇宾谒少，清谈应喜道人来。”

纵观王钦若的一生，他的所谓奸邪事迹不外乎就是劝赵恒去“封禅祭天”，除此之外，后面的大建宫殿，圣祖下凡等把戏，已经是赵恒本人的原创，还有丁谓等人的努力，王钦若早就不是主角了。其实就以封禅的事来说，错的一方就只有王钦若吗？“为尊者讳，为贤者隐”，这是古代作史，甚至作人的最高准则，于是就把赵恒的错给讳去了。平心而论，王钦若是劝了，那么你就一定听？当初还有人劝刘邦寻找六国后代，继续分封天下呢，刘邦为什么不听？这就是明君与昏君的分别。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奸邪，有的只有昏君。就像永远别怪儿媳妇不乖，从来都是你儿子不争气！尤其是找借口的，都是某某奸邪的错。这更是无能的士大夫表现。何况就算上面完全是王钦若一人的错，宋史也对他太苛刻了。试问“盖棺定论”四字，讲的就是要给人以最后赎罪的机会，而一但该罪人以实际行动改过自新了，就要还他以清白和公正。那么回头看王钦若在仁宗朝的表现，他还是个奸邪吗？正好论证上面的话，你是昏君，他才是奸邪，你是明君，他就是能臣。王钦若这种人，才是一面镜子，能照出皇帝的成色和本来面目。王钦若并不是什么奸邪，他有大能力，也有大贡献，就算在真宗朝最危难的澶渊之役，他都远远地顶在赵恒和寇准的前面，这些不应该被世人所忘记。尤其是要明确一个概念，王钦若不论是好是坏，他都是以能力来侍逢国君。而不像那些君子们，就比如鲁宗道、晏殊之流，只以所谓的诚实、鲁直的态度来谋取上位。《宋史》对王钦若有失厚道，在宋朝三百余年间璀璨瑰丽的文臣群落中，应该有他一席之地。

《宋史·王钦若传》王钦若，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人。父仲华，侍祖郁官鄂州。会。江水暴至，徙家黄鹤楼，汉阳人望见楼上若有光景，是夕，钦若生。钦若早孤，郁爱之。太宗伐太原时，钦若才十八，作《平晋赋论》献行在。郁为濠州判官，将死，告家人曰：“吾历官逾五十年，慎于用刑，活人多矣，后必有兴者，其在吾孙乎！”钦若擢进士甲科，为亳州防御推官，迁秘书省秘书郎，监庐州税。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凭由司。时毋宾古为度支判官，尝言曰：“天下逋负，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几不能胜矣。仆将启蠲之。”钦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数，翌日上之。真宗大惊曰：“先帝顾不知邪？”钦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与陛下收人心尔。”即日放逋负一千余万，释系囚三千余人。帝益器重钦若，召试学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诰，召为翰林学士。蜀寇王均始平，为西川安抚使。所至问系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还，授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以郊祀恩，加给事中。河阴民常德方讼临津县尉任懿赂钦若得中第，事下御史台劾治。初，钦若咸平中尝知贡举，懿举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识僧惠秦者与钦若厚，懿与惠秦约，以银三百五十两赂钦若，书其数于纸，令惠秦持去。会钦若已入院，属钦若客纳所书于钦若妻李氏，惠秦减所书银百两，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书懿名于臂，并以所约银告钦若。懿再入试第五场，睿复持汤饮至贡院，钦若密令奴索取银，懿未即与而登科去。仁雅驰书河阴，始归之。德方得其书，以告御史中丞赵昌言，昌言以闻。既捕祁睿等，亦请逮钦若属吏。祁睿本亳小吏，虽从钦若久，而名犹隶亳州。钦若乃言：“向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门。”帝方顾钦若厚，命邢昺、阎承翰等于太常寺别鞫之。懿更云妻兄张驾识知举官洪湛，尝俱造湛门。始但以银属二僧，不知达主司为谁。昺等遂诬湛受懿银，湛适使陕西还，而狱已具。时驾且死，睿又悉遁去，钦若因得固执祁睿休役后始佣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识惠秦，故皆无证验。湛坐削藉、流儋州，而钦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贡举，懿已试第三场，及官收湛赃，家无有也，乃以湛假梁颢白金器输官，湛遂死贬所。人知其冤，而钦若恃势，人莫敢言者。景德初，契丹入寇，帝将幸澶渊。钦若自请北行，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判天雄军、提举河北转运使，真宗亲宴以遣之。素与寇准不协，及还，累表愿解政事，罢为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寻判尚书都省，修《册府元龟》，或褒赞所及，钦若自名表首以谢，即缪误有所谴问，戒书吏但云杨亿以下，其所为多此类也。岁中，改兵部，升大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初，钦若罢，为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准定其班在翰林学士下。钦若诉于帝，复加“大”字，班承旨上。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修国史。大中祥符初，为封禅经度制置使兼判兖州，为天书仪卫副使。先是，真宗尝梦神人言“赐天书于泰山”，即密谕钦若。钦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见黄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识，皇城吏王居正见其上有御名，以告。钦若既得之，具威仪奉导至社首，跪授中使，驰奉以进。真宗至含芳园奉迎，出所上《天书再降祥瑞图》示百僚。钦若又言至岳下两梦神人，愿增建庙庭。及至威雄将军庙，其神像如梦中所见，因请构亭庙中。封禅礼成，迁礼部尚书，命作《社首颂》，迁户部尚书。从祀汾阴，复为天书仪卫副使，迁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学士晁迥草制，误削去官，有诏仍带吏部尚书。圣祖降，加检校太尉。钦若居第在太庙后壖，自言出入诃导不自安，因易赐官第于安定坊。七年，为同天书刻玉使。马知节同在枢密，素恶钦若，议论不相下。会泸州都巡检王怀信等上平蛮功，钦若久不决，知节因面诋其短，争于帝前。及趣论赏，钦若遂擅除怀信等官，坐是，罢枢密使，奉朝请。改刻玉副使、知通进银台司。复拜枢密使、同平章事。上玉皇尊号，迁尚书右仆射、判礼仪院，为会灵观使。有龟蛇见拱圣营，因其地建详源观，命钦若总领之。寻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下一年，为景灵使，阅《道藏》，得赵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绘于廊庑。再下一年，商州捕得道士谯文易，畜禁书，能以术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尝出入钦若家，得钦若所遗诗。帝以问钦若，谢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宋仁宗为皇太子，自以东宫师保请归朝，复为资政大学士。诏日赴资善堂侍讲皇太子。会辅臣兼领三少，钦若以品高求换秩，拜司空，寻除山南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与宰相丁谓不相悦，以疾请就医京师，不报。令其子从益移文河南府，舆疾而归。谓言钦若擅去官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问。钦若惶恐伏罪，降司农卿、分司南京，夺从益一官。仁宗即位，改秘书监，起为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书知江宁府。仁宗尝为飞白书，适钦若有奏至，因大书“王钦若”字。是时，冯拯病，太后有再相钦若意，即取字缄置汤药合，遣中人赍以赐，且口宣召之。至国门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帝初临政，钦若谓平时百官叙进，皆有常法，为《迁叙图》以献。《真宗实录》成，进司徒，以郊祀恩，封冀国公。知邵武军吴植病，求外徙，因殿中丞余谔以黄金遗钦若，未至，而植复遣牙吏至钦若第问之。钦若执以送官，植、谔皆坐贬。初，钦若安抚西川，植为新繁县尉，尝荐举之。至是，亦当以失举坐罪，诏勿问。兼译经使，始赴传法院，感疾亟归。帝临问，赐白金五千两。既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录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钦若尝言：“少时过圃田，夜起视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后使蜀，至褒城道中，遇异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视其刺字，则唐相裴度也。”及贵，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仪建坛场以礼神，朱书“紫微”二字陈于坛上。表修裴度祠于圃田，官其裔孙，自撰文以纪其事。真宗封泰山、祀汾阴，而天下争言符瑞，皆钦若与丁谓倡之。尝建议躬谒元德皇太后别庙，为庄穆皇后行期服。议者以为天子当绝傍期，钦若所言不合礼。又请置先蚕并寿星祠，升天皇北极帝坐于郊坛第一龛，增执法、孙星位，别制王公以下车辂、鼓吹，以备拜官、婚葬。所著书有《卤簿记》、《彤管懿范》、《天书仪制》、《圣祖事迹》、《翊圣真君传》、《五岳广闻记》、《列宿万灵朝真图》、《罗天大醮仪》。钦若自以深达道教，多所建明，领校道书，凡增六百余卷。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时人目为“瘿相”。然智数过人，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又性倾巧，敢为矫诞。马知节尝斥其奸状，帝亦不之罪。其后仁宗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钦若子从益，终赞善大夫，追赐进士及第。后无子，以叔之子为后。

丁谓（962－1033），字谓之，长洲（今苏州）人。淳化进士。大中祥符初年，与王钦若迎合真宗意，大搞封禅，大造宫观。真宗天禧四年，排挤寇准，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晋国公。此人“机敏有智谋，险狡过人”。仁宗即位，勾结大监雷见恭，排斥异已，独揽朝政，后劣迹败露，贬崖州、光州而死。林特，字士奇，闽南顺昌人。少时颖悟，十岁为文，有顷而成。然“天性邪险，善附会”，故丁谓视他为左右手。仁宗时，为刑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丁谓被贬，林特亦落职知许州。陈彭年，字永年，南城人。宋太宗雍熙年间进士。幼嗜学，博闻强记，曾师余铉为文，很有文名。后依附王钦若、丁谓，官至兵部侍郎。刘承珪，字大方，山阳人。此人精敏能干，好儒学，喜藏书。大中祥符初年，泰山封禅礼成，以安远节度使观察留后致仕。由上四人的简介中可以看出，他们确有“奸邪险伪”之嫌，说他们与王钦若为“五鬼”，似非虚妄之谈。然而在肯定这五人有鬼头鬼脑的同时，有的人却提出一个问题：史书称这五人为“五鬼”，是否尚有南北“门户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