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详少年时代聪颖好学，向人借书手抄阅读，熟背了《左传》及《昭明文选》。17岁时到盐城岗门镇姨弟许葆生家做塾师，一面教授徒糊口，一面刻苦自学。许家藏书较多，李详授徒之余，日夜攻读。尽读汲古阁《十七史》、《十三经注疏》、《文选》诸书。日尽十页，深夜辄绕案朗读。盛夏，庭中荷花盛开，李详背诵《文选》中的名篇，绕荷花缸疾走，曾使阶石陷落，一时传为佳话。25岁娶舅氏沙沟赵芝田次女赵云珠为妻，始成家。27岁为学政黄体芳赏识，取为第一名秀才，后又受知于学政王先谦，岁科两试名列一等，补为廪贡生员，每月有廪米供给，生活稍安定。30岁著《选学拾沈》一书，就《文选》（李善注）加以改订补正，并以此书稿就教于已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王于首页批道：“所撰各条，并皆佳妙，无可訾议，但恨少耳。”（《选学拾沈·自序》）光绪十七年（1891年），道台谢元福于观风诗（清代新任地方官到各悬巡视，出诗文题考当地秀才，这种应考诗叫观风诗）中发现李详才华横溢，就邀请他到署中任书记。谢元福藏书400箱，交李详分部类编定目录，使李详得以博览群书，学问益进。他着手研究扬州学派中坚汪中（字容甫）的文章，为汪文笺注。同事周左麾亦博学强识，向不轻易许人，一日谈论汪文，李详说：“容甫《广陵对》中‘忠孝存焉’四字似无所本，实出自《三国志·诸葛瞻传注》。”周大为叹服，认为李详能于人不经意处溯其本源。一次刘师培的叔父在扬州和他谈到汪中的《黄鹤楼铭》中的“桃花源水，秋月春风”，李详当即指出：“这两句话出自箫子显写的《南齐书》。”刘的叔父大吃一惊，说：“家兄（刘师培之父）校《南齐书》才知道注文这两句话的出处，还高兴了好几天，想不到你一问就说出来。”这两件事虽然小，但是可见当时他的学问已博大精深。光绪二十七年(1901)省试未中，旋即在蒯光典家中任家庭教师。后被两江总督端方聘为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督纂。为端方收藏的书画和金石拓本进行鉴定，与词人况周颐分撰《陶斋藏石记释文》。谢元福因事罢官后，李详回乡，家贫不能举火，又患肺病，贫病交加。盐城客商句容籍王贞春仰慕他的才学，邀李详到他家做塾师，并以养病。李详与盐城饱学之士戏玉树等结为好友。辛亥革命后，居上海，1913年，原“江楚编译官书局”总办、贵池刘世珩邀他去上海，边教书边帮他校刻书籍。此间他以校刻书籍为主，间有个人著述，并修订《江苏通志》及县志，以校刻《章氏遗书》对学术界贡献最大。家藏书丰富，1929年把其藏书陈列于兴化北大街东侧，名为“审言图书馆”，俗称“李家大书院”，供家乡人借阅。伦明称其“枚叟刊余逸稿多，冷摊残帙手摩挲。怪君汲汲藏山计，可有崔门陈履和。”编有《陶集说略》、《文选萃精》、《韩诗萃精》等讲稿。著《正史源流急救篇》、《文心雕龙补注》、《颜氏家训补注》、《选学拾沈》、《杜诗证选》、《韩诗证选》、《述学笺》、《学制斋骈文》、《槐生丛录》、《汪容甫文笺》、《拭觚脞语》、《〈清代学术概论〉举正》、《学制斋诗集》等。　光绪二十五年，李详41岁。淮扬道蒯光典奉命到盐城清丈灶地（盐户烧盐占用的土地），公务之余，访求当地文士谈论掌故轶事，李详与陈玉树往见。蒯从目录学、乾嘉学派学术渊源、唐宋诗文派别谈到近二百年学术动态与社会风尚，李详无不应对如流。论及扬州学派渊源时，蒯光典认为来自安徽包世臣。李详则列举事实，说明扬州学派自成体系：当卢雅雨（字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时，惠栋馆其家，戴震也时时往来其间。扬州学派的先驱者任大椿、王念孙皆戴震弟子，皖国大两派皆对扬州学派有影响，但扬州学派的成就远非皖吴所能限，包世臣更不足以语此。一席话，使蒯大为折服，当即面约李详：“明年省试如不果愿，请来我家，为我注《文心雕龙》。”光绪二十七年李详赴南京参加省试，未考取举人，即如约到蒯家做塾师，教蒯的两个儿子，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南京生活时期。光绪三十二年蒯光典奉命出国任欧洲留学生监督，端方任两江总督，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缪荃孙任总纂，聘李详为帮总督纂，直至1909年。名为书局，实际上无书可纂。端方收藏的书画和金石拓本很多，缪荃孙给他鉴定字画，李详与况周颐则分撰《陶斋藏石记》释文。况为人尖刻，专拣拓本无首尾或漫漶不辨字迹的给李详作释文题记，借以为难。但李详对金石学、史籍、小学精研有素，虽花费不少精力，但并没有被难住。晚年，他将《陶斋藏石记》中选了160余篇自撰释文集为一卷，并记始末于其上。宣统元年（1909年）张人骏继端方为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聘李详为分纂，到1910年才离开南京。在南京的这十年，是李详学术上进一步成熟及从事创作的旺盛时期。与他交往的有长洲朱孔彰、南宁徐积余、义宁陈三立、贵池刘逊父、江宁陈作宁、江都梁公约等学者名流。光绪三十一年邓实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月刊，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刊载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学等论著，并附有明末遗民撰著及图片，阐发学术传统，宣传反清思想。章太炎（当时笔名为章绎），刘师培（当时笔名为刘光汉）、陈去病、李详等皆为撰稿人。李详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补注》、《窳记》（后改名为《愧生丛录》）、《颜氏家训补注》以及文学批评论著《论桐城派》等，皆在学报发表。其中《论桐城派》一文在民国成立后仍为一些报刊转载，经常被评论文章所引用。桐城派起自方苞、姚鼐、刘大魁等，后经曾国藩、梅曾亮的宣扬附和，晚清吴沦纶、薛福成又互相标榜，蔚成风气。道光以后桐城派散文已成为当时古文的主流。李详的《论桐城派》着重分析了桐城派的产生、发展及桐城派文章末流的弊害：徒具形式，内容空疏；只讲起承转合及文言虚字的运用，摇曳作态，实质是八股文的变种。他认为林纾（字琴南）推崇桐城派，“将桐城派置之九天之上”，目的“不过为觅食计耳”（《致钱基博书》）。至于他自己的散文，自认为是受浙东学派的影响，为子部杂家之文，其主要特点是言之有物，在当时能自成一格。由于他在训诂、文学批评及散文、骈文创作等方面的成就，使他逐步为人们所了解，并得到学术界、文学界的推崇。1909年冯煦任安徽巡抚，沈曾植为布政使，仿照苏州成例创办“存古学堂”，选拔各县高材生百余人入学，以经史词章为教学内容。1910年聘请李详讲授史学及文选学，学和非常欢迎。1911年暑假回籍时，提学史（相当于教育厅长）吴棣轩恐李详下学期不再来皖，强留下三籍书为质。武昌起义后，书毁一于兵火，李详曾在上海报刊登了一封公开信，致安徽都督阳彤俟赔，孙复信致歉，并寄200元为谢，可见当时对李详是十分尊重的。民国初李详在故乡兴化，对乡邦文献的发掘、整理作了不少努力。他非常佩服家乡先辈明代文学家宗臣、清代学者任大椿，搜集任大椿遗稿，倡议修宗臣、任大椿的墓。当时《郑板桥诗钞》和刘熙载的著作板刻尚在，李详曾集资印刷多部，分赠友人，使这流布海内。1913年原“江楚编译官书局”总办、贵池刘世珩邀李详去上海他家坐馆，边教书边帮他校刻书籍。同时“江苏通志局”也恢复，原安徽巡抚冯煦任总纂，聘李详为协纂（相当于副主编）。李详从此定居上海近十年。这十年以校刻书籍为主，间有个人著述，并修订《江苏通志》及一些县志。在校刊古籍方面，以校刻《章氏遗书》对学术界贡献最大。过去已刻的清代著名学家章学诚的全部著作，其中多数是没有刻印过的。此书经李详与孙德谦校订，遂成完本，是研究浙东史学和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极可宝贵的资料。再如明末清初史学家兴化人李清的《三垣笔记》，专记晚明史实，在清代只有抄本流传。李详发现后在1912年由《国粹学报》铅字排印为《国学汇刊》本，1923年又商诸吴兴刘承干重刻，《收入嘉业堂丛书》中，使之广为流传。李详不仅对前人著述进行校订，而且对同时代人的著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山阴徐嘉所著《顾亭林诗笺注》请李详作序，李对其中缺漏和错误作了校订和补正；缪荃孙刊刻《艺风堂文集》，李详对稿本提出具体意见后，缪回信说：“照尊意改正，决不护短。”当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举正》一书，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特属许寿裳代为索阅。为修《江苏通志》，李详拟了《〈江苏通志·艺文志〉商例》一书。过去正史艺文志（从班固艺文志以来）均著录一代著作书目，后来省县艺文志每将当地著名作者诗文收入艺文志中，这一情况早为章学诚所批评，认为地方不是文选，应另立一书。李详赞同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冯煦对此甚为激赏。后来松江、南通、太仓三县均能依据他的要求撰稿。李详自己还先后担任了江都、甘泉、仪征三县人物、儒林、文苑各传及艺文志、舆地沿革表等审阅、定稿工作。1921年又主持纂修了《阜宁县志》、《盐城县志》。《江苏通志》的初稿也大半完成，国民政府成立后，在镇江设“通志编纂处”，由于尹炎武主持整理，抗战时携往重庆，下落不明。在沪期间，李详本人的部分著作也得到刊行。除《〈文心雕龙〉补注》为潮阳郑氏收刻于“龙溪精舍丛书”，1915年，江宁门将蒋国榜将李详56岁前所撰骈文用活字本印为两卷，题名《学制斋骈文》，冯煦、缪荃孙、沈曾植都为之作序。至于散文，散见于南北各大报刊中，未能汇集成册。诸暨蒋瑞藻编辑《新古文辞类纂》六十卷，由中华书局印行，其中选入李详散文23篇。1923年东南大学聘李详为国文教授，讲文选及陶、杜、韩诗。上课时，不仅学生纷纷赶来听课，而且系中同事也列席旁听，使教室里拥挤异常。后因战火频繁，未满两年就辞职故里。1925年李详曾去上海与友人秦更年、陈乃乾及门人尹炎武搜集汪中父子全部著作，汇集为“江都汪氏父子丛书”，由中国书店影印问世。这是汪氏父子著作最完全的版本。李详在卷首写了一篇长序，论述古今文章流变与汪氏文章师承渊源，这是他对古典文学的系统的批评，也是研究中国明清以来文学流变的一篇重要论述。另外他又选了六篇汪中文章为之笺注，写成《汪容甫文笺稿》一卷。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大学院长（后改为中央研究院），聘请李详、陈垣、鲁迅、胡适等12人为特约著述员，许寿裳先生代表他到南京整理生平著作，交付出版。1928年兴化设局请李详主持编纂兴化县志（惜未完稿即去世），他曾委托刘仲书到刘庄、白驹采访人物古迹，发现有关施耐庵的史料和传说。刘汇报后，李详认为：“施耐庵以著《水浒传》获罪，也以著《水浒传》得名，其生平事迹不独前志所不能载，即其子孙亦讳言其事。今民国成立，无所顾忌，可以补遗。”于是将施耐庵生平载入《兴化县续志》，为今人研究施耐庵留下宝贵资料。1929年李详曾去南京，不久即回兴化从事著作整理，并把藏书陈列于兴化北大街东寺庙东侧，名为“审言图书馆”，俗称“李家大书院”，供家乡人借阅。1931年5月李详病卒于兴化故居，享年73岁。

李详一生靠自学成才，由农村塾师而至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除纂修地方志外，留下的主要著作凡18种：1.《愧生丛录》五卷；2.《〈世说新语〉笺释稿》一卷；3.《选学拾沈》一卷；4.《〈颜氏家训〉补注》一卷；5. 《〈文心雕龙〉补注》一卷；6.《文选萃精说义》一卷；7.《陶集说略》一卷；8.《〈楚辞〉选注》一卷；9.《杜诗释义》一卷；10.《王荆文公诗补注》一卷；11.《庚子山〈哀江南赋〉集注》一卷；12.《汪容甫文笺稿》一卷；13.《陶斋藏石记释文自定本稿》一卷；14.《〈清代学术概论〉举正》一卷；15.《学制斋骈文》二卷，续集一卷；16.《学制斋文集清稿》六卷；17.《学制斋诗集》三卷；18.《药裹慵谈》二卷。这18种著作又以笺注之学为多，其次则是朴记体裁的文学批评论著《愧生丛录》，再次为骈文、散文。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著作尚不能超脱清代考据学的传统。他推崇任大椿、王念孙，并把自己所居的书斋取名为“二研堂”（乾嘉学者嘉定钱大昕有《潜研堂集》、仪征阮元有《研经堂集》，李详把二人的文集经常放在身边翻阅，故名之），表示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以钱、阮二人为师。解放前，李详先生的大部分著作一直未能出版。解放后，先生之子李稚甫（字承祜）教授应文化部之请，将李详的17种著作手稿献给国家，由北京图书馆典藏，幸免于十年浩劫。现在《李审言文集》（上、下册）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李详先生的夙愿终于在今天得到实现，先生如地下有知，定当含笑九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