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扬海内 科举不顺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腊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苏昆山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的归有光，（王锡爵《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可是，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三十五岁时才以第二名中举。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当时主试江南的张文毅谓归有光是“贾（谊）、董（仲舒）再世”。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南下还乡后，他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震川先生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徐文长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绪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绪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张传元、余梅年《归震川年谱》）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不附权贵 勇抗巨子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文毅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式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计东《顺德府重建归震川先生祠堂碑记》）归有光屡不中式时，明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这位宦官，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张传元、余梅年《归震川年谱》）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士奇、荣、溥）统治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七子致力于诗，散文并非所长，但是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钱谦益说：“元美（世贞字）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势，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尘，登坛设墠，近古未有。”（《列朝诗集》）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身处穷乡僻壤的布衣老儒。同是用钱谦益的话说，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见《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晚年入仕 兢业守职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因为科举取士毕竟是封建社会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出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是三甲，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了几件好事，深受百姓拥戴。
　　隆庆二年（1568），六十三岁的归有光迁顺德通判。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归有光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既是刚正不阿，又是守职安分，这是归有光性格的两个方面。他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隆庆四年（1570），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但1750年仍然留在北京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归有光正恨“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藏书楼，读到内阁所藏异书。不幸，正在这大开眼界准备显露自己的才华，以遂平生之愿的时候，却被病魔缠身。他虽然带病坚持了一段时间，但终于在第二年（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年）抱恨死于北京，时年六十六岁。

著作繁富 散文扬世
　　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钝翁类稿》里，从散文发展的角度评价了归有光的贡献：“明自永、宣以下，尚台阁体；化、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归有光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给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使览者恻然有隐”。几百年来，人们读到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项脊轩志》、《先妣事略》、《亡儿?孙圹志》、《女二二圹志》、《女如兰圹志》等文，无不为之深深感动。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
　　归有光善于捕捉生活中貌视十分平常的细节和场面，寥寥几笔，形神即现，给人难忘的印象，且在平淡简朴的笔墨中，饱含着感人至深的真挚感情。譬如著名的《寒花葬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