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原名聂国棪，笔名绀弩、耳耶、悍膂、臧其人、史青文、甘努、二鸦、澹台灭闇、箫今度、迈斯等，诗人、作家、编辑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因在言论和诗词中被加“现行反革命罪”服刑九年多后，于1976年获释。10月10日在入狱十年后获释，其作品《我若为王》选入人教版语文七年级课本。他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继鲁迅、瞿秋白之后，在杂文创作上成绩卓著、影响很大的战斗杂文大家。在杂文写作上，细纹恣肆、用笔酣畅、反复驳难、淋漓尽致，在雄辩中时时呈现出俏皮的风格。

初涉媒体

聂绀弩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在《大汉报》上发表诗作。1921年，考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1922年，参加国民党，到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任文书；后出国到马来亚吉隆坡，在任运怀义学担任教员。1923年，到缅甸仰光任《觉民日报》、《缅甸晨报》编辑。1924年，回国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1926年初，受国民党派遣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次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作为国民党员被遣送回国，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训育员。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后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同年与周颖结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组织“文艺青年反日会”为当局不满，为避免被捕弃职逃亡日本，与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的周颖团聚。1932年2月，经胡风介绍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1933年2月，因参与日本左翼文化运动，聂绀弩夫妇与胡风等被捕入狱，7月一起被驱逐回国到上海，从此即参加上海“左联”的活动，为理论研究委员会主要成员。

创办报纸

1934年4月，创办《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邂逅》。1936年2月，聂绀弩和胡风、萧军、萧红等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文学杂志《海燕》，6月出版论文集《从白话文到新文字》，9月将从南京逃出的丁玲送到西安。1937年9月，聂绀弩和胡风等一起到汉口创办《七月》杂志，同年出版论文集《语言·文字·思想》。1938年8月，到皖南任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军部刊物《抗敌》文艺编辑，同年出版杂文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1939年，到浙江金华，先参与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机关刊物《东南战线》，6月起任替代它的半月刊《文化战士》主编。1940年5月，到桂林出任《力报》副刊《新垦地》编辑，八月参与创办杂文月刊《野草》任编辑，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风尘》和《夜戏》。1941年，创办《半月文艺》，同年和次年相继出版杂文集《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范蠡与西施》、《女权论辩白》、《早醒记》 。1943年到重庆，直至1947年先后担任《艺文志》、《真报》、《客观》、《商务日报》、《新民日报》等报刊编辑及西南学院教授，出版剧本、小说杂文集《婵娟》和小说《姐姐》。

出版作品

1947年6月，聂绀弩被中共派到香港，担任《文汇报》主编，直到1951年被调到北京。1949月7月，他应邀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不久回港。在港四年期间，先后出版散文集《沉吟》、《巨象》，杂文集《追悼》、《二鸦杂文》、《血书》、《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诗集《元旦》、剧本小说集《天亮了》、短篇小说集《两条路》、剧本《小鬼凤儿》等。1951年聂绀弩回北京，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光明日报社编委等职。

惨遭迫害

1955年5月，当局在全国发动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聂绀弩作为胡风老朋友，虽曾写过揭发信但仍受牵连，7月被隔离审查，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印刷好的《绀弩杂文选》停止发行，次年5月受到开除中共党籍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7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中央委员的妻子周颖响应共产党的“整风”号召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聂绀弩因帮她修改过发言稿而受株连，次年初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与中央国家机关1300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到北大荒黑龙江垦区“劳动改造”。1959年10月，调到牡丹江农垦局《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当编辑，次年冬结束劳改回北京，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后来又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2年，聂绀弩得知胡风夫人梅志在北京就设法见面，夫妻俩就鼓励她写信要求探监见胡风。1966年初，胡风获“监外执行”回家短暂居住时，聂绀弩又去探望并赠诗，此后与发配到四川的胡风也一直通信，文革开始时因担心被红卫兵抄家失去自己未曾发表过的文字手稿，就委托一位前往四川的朋友带给梅志，却被公安机关截获。因他有些诗词稿中有为胡风、丁玲“鸣冤叫屈”的内容，再加还有人交待揭发了他在私下曾有“恶毒攻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言论， 1967年1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嫌被捕入狱。1969年10月，因战备原因被转押到山西临汾的省第三监狱，1974年4月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为无期徒刑。其妻周颖为此四处奔走求告，找到曾任山西省法院审判员和时任临汾监狱监狱长等愿意为这冤案受害者帮忙，恰好1975年底中共中央曾下达“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的文件，而监方释放这类人员时已上报名单中有一人病死未销，于是聂绀弩就被以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为由，在后来清理复查时作为顶替名额上报，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于1976年10月10日以 “特赦” 获释，由周颖从监狱中接回北京。

平反昭雪

1979年3月和4月，聂绀弩的“反革命罪”和“右派分子”相继被平反改正，恢复名誉、级别、工资及中共党籍，9月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11月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此后又任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3月26日，聂绀弩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聂绀弩的著作还有：《聂绀弩杂文集》 （1981），《绀弩散文》（1981），诗集《三草》（1981）、《中国古典小说论集》（1981）、《散宜生诗》（1982），鲁迅评论集《高山仰止》（1984）、回忆录《脚印》（1986），《聂绀弩旧体诗全编》（1990），十卷本《聂绀弩全集》（2004）等。

祖辈

聂姓，在湖北省京山县城关（今新市镇）还算是大姓。查阅京山县志，远不说元朝的肃政廉访使聂懋、明朝成化年间的贡士聂宏，单说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就有恩贡聂善因、聂起琅、聂大来，庠生聂继淳，名医聂继洛。京山城关三角洲曾建有聂家祠堂。京山城关的聂姓排辈顺序为“良善继起、大为国光、宜忠引导、世福齐昌”，聂绀弩是“国”字辈，其原名为聂国棪。据传，聂绀弩的祖籍应是距湖北京山城关二十里处的观音岩陶家湾。他的高祖曾在京山城关西门内锦春当铺当伙计，后当管事，晚年自己也开起当铺来。到了绀弩的曾祖辈，当铺办得火红，并在老家观音岩购置田产，重造房屋，一派兴旺景象。绀弩祖父辈个个读书习文。绀弩的祖父聂大来，从小聪明过人，又饱读经书，咸丰年间补恩贡，娶曾宪德的女儿为妻。曾宪德字峻轩，世居京山城关水南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任兴泉永兵备道（所辖地区为今台湾省和福建省沿海）道台，曾被授予三品按察使，赏戴花翎。由于曾宪德治台成绩显著，被台湾人民誉为“化育苏民”的好道台（详见《京山文史资料》第三辑《化育苏民的好道台》一文）。曾宪德辞官归乡后，为桑梓做了许多好事，如办“义学”，建“义仓”，修“文庙”等，今城关古迹文笔峰就是他倡建的。塔门上“青云直上”四个字是他的二儿子——绀弩祖母的兄长曾庆兰题写的。绀弩的曾祖去世后，弟兄分家，财力分散，聂家开始中落。聂大来分得京山城关十字街头一栋三正四重的灰瓦房（以后又盖了几间偏房）和观音岩村的部分房子和土地。由于聂大来一生未中举，不能踏入仕途，做生意也不行，晚年又受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庚子之乱”、“辛丑条约”等外界条件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但生有四男（长子平周、次子行周、三子汉周、四子玉周）二女。聂大来和其妻去世后，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在长子聂平周（绀弩的父亲）身上，但他无力挑起这副重担，只得不断出卖土地。不久，弟兄分家，除分土地外，平周、行周分得街面房子，汉周、玉周分得观音岩房子。分家后的老三、老四在农村生活，家道迅速衰败，后来汉周当了厨子，玉周则成为老实巴交的农民，绀弩的生父也贫穷潦倒；只有老二行周（绀弩的养父）家境较好，还能雇得起老妈、丫环，直到他逝世。绀弩的父辈兄弟一行四人，只生得绀弩一个男孩，成为聂家的一根独苗。

生父生母

聂绀弩生父聂平周，生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他是聂家长子，人称“大相公”。他在无忧无愁的环境中度过了青年时期，读过几年私塾，也画得一手水墨画，1890年左右娶妻张氏。张氏（1871～ 1905），系京山城关书香人家女儿，其父是一位私塾先生，张氏嫁到聂家后曾连生几个孩子，但都未养活。1903年腊月三十日，绀弩出生，虽给聂家上下带来一片欢乐，但张氏在生产时得了“落地红”——即产后出血，长期病卧于床，1905年去世，年仅三十四岁。死前她怎么也放心不下绀弩，双目不瞑。绀弩的生母去世后，家境愈加困难。聂平周既无谋生的本钱，也无谋生的本领，加上鸦片烟瘾很大，没有条件续娶，便把绀弩过继给他的二弟聂行周为子。聂平周一生没有从事一项固定职业，由于有一副好嗓子，喜欢唱戏，所以他一生主要的工作就是“业余”唱戏——即“打围鼓”，这在当时京山城关并不是专业工作，最初只是几个会唱几句戏、会打几下锣鼓的人在一起组成一个业余班子，逢年过节为街坊邻居热闹一番，到后来，如遇到哪家有婚丧喜庆，这个班子也会被请到家中助兴、壮声势。这样的活动可长可短，班子随散随聚，参加“打围鼓”的人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聂平周一生不得志，年轻时曾贩过烟土，但赔本多，赚钱少不了；晚年又在自己临街的四间平房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烟馆，赚的钱也仅供他自己一人抽烟而已。1914年元月下旬（即农历癸丑年腊月下旬），聂平周因肺结核病逝世，终年四十一岁。由于聂平周性格耿直，平时又常助人为乐，觉得街坊邻居的喜爱。他的葬礼也因此十分热闹，亲友们、邻居们、还有不少围鼓班子的朋友们都来向他告别，其声势不比有钱人差多少。

养父

聂绀弩的养父聂为臧（学名聂行周），生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他从小极为聪明，是一个读书人，最终却没有考取秀才，为此抱恨终身。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臧聂妻申氏。申氏一直无生育，1905年夫妻领养其长兄之子聂绀弩为后。聂为臧年轻时曾凭着祖辈的一点声望和本人的学问，在清朝末年做过县里的自治研究所所长，后因经常吸食鸦片被人告发而撤掉了。他的思想比较开放，辛亥革命时，在其舅弟申国炬（留日学生，京山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和好朋友孙铁人等人鼓动下，拥护孙中山革命，参加了同盟会，从事宣传革命的工作，一度失败，几乎遭到清政府的杀害。以后，他还做过云梦县的法院书记，也因吸食大烟而被撤职。晚年，聂为臧再未做过任何工作，生活全靠“跑税契团”来维持。那里买了田产的人，都要把契约拿到衙门里交税，衙门即把一张印好的盖了县印的官契连同原契发还业主，此谓之“税契”。乡下人离城远，置了产业并不急于进城交税，或根本不想交，衙门就专门派人去收，并按行政区域把每个地方都划为一个个“团”。凡从事收税工作的人，即谓之“跑税契团”。这种职业者在县衙内本是固定的、世袭的，后来也可买卖。聂家是祖传的。1919年，聂为臧因犯肺结核病去世，终年四十岁。

养母

聂绀弩的养母（即叔母）姓申，生于1881年，系京山城关大户人家的女儿。其父申子舆，系光绪八年后的贡生，家风甚严。申氏为申家的第三个姑娘，从小缠脚，有一双为时人赞美的“小金莲”。因其父是读书人，又较富裕，所以申氏也曾读书。绀弩祖父在世时，聂申两家门第相当，因此申氏嫁给聂为臧为妻。结婚后，申氏甚望生儿育女，为聂家传宗接代，但始终未能如愿。后绀弩的生母逝世，申氏便将两岁的绀弩抱过来，作为亲生儿子抚养。申氏做事利索，生活简朴，对人热情，也喜欢热闹。她的针线活做得极好，平时除做做女红，看点闲书外，就是打牌。丈夫去世后，家庭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便辞去了老妈、丫环，偌大的房子，只有申氏和绀弩两人。申氏从小接受封建教育，凡事讲究礼教，对绀弩要求极严。而已长大的绀弩，三番五次要求到外面去闯世界。对此，申氏心中十分恼火。1920年，十七岁的绀弩私下跑到乡下筹钱，准备独自外出，但未成功。申氏为了拴住儿子，当年就将绀弩的一位叔伯舅父申星恕的女儿申小姑接过来，强迫绀弩成了亲。然而，成亲也留不住绀弩。不久，绀弩的启蒙老师孙铁人来信邀他外出，亲友也乐意为他捐助盘缠，大舅父申国炬也竭力劝导申氏，最后，申氏才同意儿子离家。绀弩这样终于离开了溾水河畔那座小城，挣脱了那不知沿袭了多少世代的贫穷落后的生活，勇敢执着地走到外面来了。1936年12月25日，绀弩的女儿海燕在上海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绀弩于当年八月送妻女回京山老家，这给老太太的晚年带来了欢乐。年底，申老夫人为孙女举办了热闹的“抓周”仪式。小海燕在众多的吃食、玩具、文房四宝等杂物中，果断地抓起一支笔，老夫人为此乐不可支。在此期间，绀弩夫人周颖在京山国民中心小学执教，成为家乡很有影响的人物。1938年8月29日，日本侵略军飞机五十七架次三次轰炸京山县城，城关民众遭到空前的灾难，民房被毁一千余栋，死伤六千余人，炸绝九十余户。绀弩的家也被炸了，其母亲与妻女幸免于难。事后，申老夫人和周颖母女随城关的机关学校人员逃到京山北山。次年下半年，周颖母女在世交孙希曙等陪同下去重庆找绀弩，年老的申氏不能同行。年近花甲的申老夫人，因战乱生活失常，健康受损，已不能一人生活，便把舅侄儿子申旭甫一家接来作伴。1941年3月，六十岁的申老夫人溘然长辞，其丧事由亲友安排。

邂逅（短篇小说集）1935，天马语言·文字·思想（论文集）1937，上海大风书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杂文集）1848，上海潮锋出版社夜戏（短篇小说集）1940，改进风尘（短篇小说集）1940，改进历史的奥秘（杂文集）1941，文献蛇与塔（杂文集）1941，文献早醒记（杂文集）1942，桂林远方书店婵娟（剧本、小说杂文集）1943，桂林文化供应社姐姐（小说）1946，桂林远方书店沉吟（散文集）1948，桂林文化供应社天亮了（剧本、小说集）1949，香港人间书屋两条路（短篇小说集）1949，群益元旦（诗集）1949，香港求实出版社二鸦杂文（杂文集）1949，香港求实出版社血书（杂文集）199，群益巨象（散文集）1949，上海学习出版社小鬼凤儿（剧本）1949，新群海外奇谈（杂文集）1950，香港求实出版社寸磔纸老虎（杂文集）1951，香港求实出版社绀弩杂文集 1955，人文绀弩小说集 1981，湖南人民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1981，古籍聂绀弩杂文集 1981，三联三草（旧体诗集）1981，香港野草出版社绀弩散文（散文集）1981，人文散宜生诗（旧体诗集）1982，人文高山仰止（鲁迅论专集）1984，人文脚印（回忆专集）1986，人文

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周恩来说过他是“大自由主义者”。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弢，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晚年，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实为文坛一绝，堪称“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有人说，若论武略，聂绀弩可以为将；如论文才，他可以为相。若单看一看他青年时代的传奇生涯，这一判断就不为过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文代会，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可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可是，直到会见结束，也没有见到聂绀弩的影子。不久，聂绀弩调回北京。冯雪峰对人说：“这个人桀骜不驯，都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就这样，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楼适夷又成了同事。他自己说：我这个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领导工作是不行的。那时，他一人住在办公楼后的一个大房间里。早上，别人都从远处赶来上班，他才趿着拖鞋在房门外刷牙，有事还得到他的房间去找他。在出版社，他平时对很多事无兴趣，有时开会谈到与他无关的事，他就会不耐烦地走开；有时正在传达别人的话，他觉得与自己无涉，就不愿听下去。他的意思是，这类事什么时候都与他无关，用他常说的话是：“我不在内。”既然不在内，也就不必知道。“三反”运动时，他认为自己不管钱，贪污浪费都不沾边，所以“我不在内”；至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平时与人关系是嘻笑自如，谈不上什么官气，所以“我不在内”。但是，当有人借反对官僚主义攻击冯雪峰时，他却马上站起来，用自己杂文风格的语言将攻击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一次，他算是“在内”了。三在人文社，聂绀弩主持整理出版了包括《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及一批古典文学选本。他自己则写了几十万字的古典名著的研究论文，又成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家。60年代初至“文革”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那时，住在半壁街的聂绀弩已是60左右的年纪，但是生活仍毫无规律，有时通宵写作，有时整天睡觉，白天来了客人，只能先在客厅等候。其时，在北大荒一同改造的黄苗子，也已回到北京，虽然住家离半壁街有些距离，但为了抄一点美术资料，常常到聂府借书。看到他生活无律，书桌、床头、客厅四处是烟头烟灰，就用一句旧小说的套头来形容他是：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聂绀弩不仅写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论，而且他的咏《水浒》、《红楼》等书中人物的律诗也在朋友间传诵一时。如他的咏林冲的句子：“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写得慷慨悲凉，催人泪下。基于他对这几部古典名著的造诣，黄苗子给他的书房提了一个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不想，“文革”一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从1929年在日本结识了自己的湖北同乡胡风，由上海、武汉、桂林、重庆而北京，两个人结下了终身患难情谊。1955年胡风事件中，所谓的“胡风分子”大多锒铛入狱，以聂绀弩与胡风的关系，自然也难脱干系，他被隔离审查。人们当时在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大概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在给予“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后，1957年上半年又回到了出版社。逃了初一，跑不了十五。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中他还是被定为右派，原因是他为周颖修改了一份有关整风的报告，修改和增添了几句话，夫人被划为老右，他也沾光了。1962年初，刚从北大荒回来的聂绀弩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要她设法尽快与不知生死何处的胡风联系上。胡风被关押十年回来后，聂绀弩第一个上门来看望。胡风旋即被送往成都监外执行，还是聂绀弩赶来为他送行。此后两个人还常有书信往来，不断以诗作唱和。在历尽磨难后，两个人先后出狱却成了又病又老的老人，只有好友萧军虽也经灾难却健壮如昔。他曾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三人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而他们却不能畅谈如昔了。初出监狱，周颖带聂绀弩上理发店理发，“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九死一生归来，形如鬼影，聂绀弩作《对镜》四首以舒怀；胡风80寿辰聂绀弩作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风出狱后精神有时失常，“三十万言”指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三十年”指胡风因这《意见书》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读来让人凄然。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密友，聂绀弩对他还颇有好感。人们说这源于聂绀弩的爱才，其实，也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聂绀弩晚年向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胡风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后，就被认为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冲突而受到批判，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解放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广西工作的舒芜写了文章批判自己的《论主观》并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也逐渐升级。1954年夏天，老友何剑勋来北京看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里他们碰到已调到这里工作的舒芜，三人就一起出去吃饭。饭后，聂绀弩建议一起到离这不远的胡风家看胡风。进了会客室，胡风好一会儿才出来，他与众人寒暄后，就指着聂绀弩说：“老聂，你也太不像话了，随便把什么样的人都带到我这里来?”聂绀弩一听，就觉不妙，不想胡风当众就对舒芜表示不欢迎。大家急忙出来，到北海去喝茶。舒芜说：“胡风太自信了，我手头上就有他的几封信，拿出来大家看看，很可以说明问题的。”聂绀弩只得劝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可能在这时候，上面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批判，舒芜就抛出了胡风的信。聂绀弩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虽然不对，但是最后对胡风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1982年，舒芜60岁时，聂绀弩写诗相赠，其中有句：“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他说：犹大的故事是编造的，这样使人转移目标。正如他系狱十年，源于某人告密，而他出狱后从不去追查告密者一样。漫长的监狱生活，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身心。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腿部肌肉日渐萎缩，发展到手臂也不听使唤，一条腿已经不能伸直，直至自己一点也动弹不得，连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每天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拒绝住院，最后，连吃药也拒绝了。11月10日，在纸上歪歪扭扭、模糊不清地写下《雪峰十年忌》诗二首，遂成绝笔。1986年3月26日，下午4点25分，聂绀弩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溘然长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据说，3月26日这一天，他对守候在床边的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还有人以为他是“名士派作风”。在现代中国，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境界，罕有企及者，聂绀弩庶几近之。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聂绀弩的文采风流，聂绀弩的精神深度，聂绀弩的人格境界，已近乎绝唱矣。

黄苗子：昨夜见黑帖唧唧复唧唧，老来医院息。不闻机杼声，唯闻刀剑戟。问你何所思，问你何所忆。昨夜见黑帖，妖风卷臭腥。罪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是卧底，阿爷害人精。阿爷陷好人，投之入死槛。该诗落款时间是2009年10月，是黄苗子躺在北京朝阳医院病床上写的，是未完稿。这一年3月，章诒和在南方周末撰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之后引起千层浪，该诗书写的应是黄苗子当时的心境。黄苗子之子黄大刚回忆，章诒和关于聂绀弩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刊登见报的当天，家里人就已通过各方朋友获悉，“当时父亲住院，我们一直瞒着他。当时谣言很多，有些说（黄苗子）默认了。”黄大刚说，直到2009年5月，父亲的一位朋友不相信谣传，拿着报道复印件去医院看望，黄苗子这才得知此事。黄大刚说，随后他刚到医院，父亲就把那张报纸复印件给了自己，“说‘你看看这个’。他当时虽没多说什么，但对我不太满意，觉得我们瞒着他。”因怕生气影响老人健康，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黄家对这一话题尽量避开不谈，或有意岔开，但黄苗子时会提起。黄大刚回忆，有次父亲感慨，“没想到，老了老了还碰上这么一件事”。2009年夏天，黄苗子出院后，家人担心老人上网，便断了网线。“他让我们恢复，我们就各种理由搪塞。”黄苗子一度找到在电信工作的朋友，“当时那朋友慌着给我报告，说‘耗不住黄老，牛都吹了，说有根电话线我就能让你上网’。”在黄苗子频繁催促下，全家耗了半个月，最终不得不恢复网络。章诒和生前评价黄苗子生前对章诒和作何评价？对此，黄大刚告诉南都记者，父亲曾提起他和章诒和在一起吃过几次饭，交情不深。“父亲觉得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写得不错，他很欣赏章的文笔，但也说章写聂绀弩的部分‘看着不大舒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聂绀弩和周颖两人关系很好，而且周大姐也不是那种人’。”章诒和：保持沉默南都记者连线章诒和本人。对于黄苗子的遗诗以及相关发言，章诒和表示，“不想就这些问题发表任何个人看法或感受”。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发表于《南方周末》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临行两包中华牌：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冰 道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吊若海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轱辘体之一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 （“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母亲沉默。“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知道。”母亲答。“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母亲不做声。“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

土改时期

1903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汉报》，且时有刊用。同学们戏赠“聂贤人”这一雅号。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汉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至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次年，聂绀弩摆脱家庭的束缚，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1922年，由孙铁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被介绍到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做司书。1923年，他又南下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后到缅甸在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当编辑时，读到“五四”时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深受影响。1924年考入广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2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他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邓小平、伍修权等都是他的同学。大革命失败，对聂绀弩震动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产党。1927年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以后又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关进监狱几月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7月，他回到上海后，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加入“左联”并成为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1934年3月，聂绀弩受聘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冲突，所以报纸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趁机在该报创办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鲁迅给予了聂绀弩积极的支持。鲁迅后来将他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2篇。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

30年代中期，先后编辑《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杂志《海燕》。这时，他以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杂文,引起读者注意。抗日战争时期，聂绀弩在桂林与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编辑杂文刊物《野草》。“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在《野草》上发表了《韩康的药店》,从诙谐中体现讥刺，回击了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杂文集《历史的奥秘》、《蛇与塔》，都是作为《野草丛书》出版的。前者杂论社会现象，后者评说妇女问题。后来又以二者为基础，编为《二鸦杂文》出版。解放战争时期，他的散文集《沉吟》和杂文集《血书》出版。《沉吟》通过人物记述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血书》是对黑暗现实的针砭、挞伐，并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公布的土地改革文件。1948年撤退到香港。同年在《小说》月刊第六期发表中篇力作《天壤》。

建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聂绀弩在香港办报期间，仍以杂文为武器，批判各种怪现状、怪议论，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聂绀弩在杂文写作上，有意学习鲁迅的笔法，但又形成自己的风格：行文恣肆，用笔酣畅，反复驳难,淋漓尽致,在雄辩中时时显出俏皮。他的作品多已收录于《聂绀弩杂文选》(1955)、《聂绀弩杂文集》(1981)、《聂绀弩散文》(1981)。解放后，聂绀弩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等职。1955年被卷入“胡风事件”，被隔离审查。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动。1974年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1979年正式平反昭雪。 同年9月，聂绀弩受聘担任人文社顾问。1981年1月，聂绀弩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他研究《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如《论探春》、《论小红》等篇，多精警之论，为很多人所激赏。1986年3月2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