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扬海内 科举不顺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腊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苏昆山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的归有光，（王锡爵《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可是，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三十五岁时才以第二名中举。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当时主试江南的张文毅谓归有光是“贾（谊）、董（仲舒）再世”。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南下还乡后，他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震川先生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徐文长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绪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绪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张传元、余梅年《归震川年谱》）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不附权贵 勇抗巨子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文毅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式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计东《顺德府重建归震川先生祠堂碑记》）归有光屡不中式时，明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这位宦官，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张传元、余梅年《归震川年谱》）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士奇、荣、溥）统治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七子致力于诗，散文并非所长，但是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钱谦益说：“元美（世贞字）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势，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尘，登坛设墠，近古未有。”（《列朝诗集》）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身处穷乡僻壤的布衣老儒。同是用钱谦益的话说，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见《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晚年入仕 兢业守职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因为科举取士毕竟是封建社会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出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是三甲，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了几件好事，深受百姓拥戴。
　　隆庆二年（1568），六十三岁的归有光迁顺德通判。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归有光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既是刚正不阿，又是守职安分，这是归有光性格的两个方面。他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隆庆四年（1570），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但1750年仍然留在北京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归有光正恨“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藏书楼，读到内阁所藏异书。不幸，正在这大开眼界准备显露自己的才华，以遂平生之愿的时候，却被病魔缠身。他虽然带病坚持了一段时间，但终于在第二年（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年）抱恨死于北京，时年六十六岁。

著作繁富 散文扬世
　　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钝翁类稿》里，从散文发展的角度评价了归有光的贡献：“明自永、宣以下，尚台阁体；化、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归有光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给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使览者恻然有隐”。几百年来，人们读到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项脊轩志》、《先妣事略》、《亡儿?孙圹志》、《女二二圹志》、《女如兰圹志》等文，无不为之深深感动。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
　　归有光善于捕捉生活中貌视十分平常的细节和场面，寥寥几笔，形神即现，给人难忘的印象，且在平淡简朴的笔墨中，饱含着感人至深的真挚感情。譬如著名的《寒花葬志》

　　归有光墓位于江苏省昆山市金潼里，墓地方圆5亩多，墓有多冢，东冢为其高祖南隐公暨配俞氏之墓；西冢为归有光暨配魏氏、王氏之墓，曾孙归庄墓附葬在西冢之次。原墓门在东，乾隆六年（1741年）县令丁元正封筑后，移至冢之前。1934年重加修尊，将墓门改建，篆额“归震川先生墓”，墓穴用水泥浇成圆顶，并立“明太仆寺丞归震川先生墓碑”；墓左建御倭亭，纪念归有光嘉靖年间（1522—1566）入城御倭的功绩。

　　归有光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即公元1507年1月6日）出生在一个累世不第的寒儒家庭，早年从师于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后曾八次应进士试皆落第。徙居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安亭，读书讲学，作《冠礼》、《宗法》二书。从学的常数百人，人称“震川先生”。他考察三江古迹，认为太湖入海的道路，只有吴淞江，而吴淞江狭窄，潮泥填淤，渐渐地就堙塞，只要合力浚治，使太湖的水向东流，其他的水道就可不劳而治，为此写了《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许多方面均采用了他的建议。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60岁始成进士，授湖州长兴县（今浙江长兴县）知县。他重视教化，治政廉明。每逢处理诉讼事宜，务明事实真相。当时长兴县内盗贼极多，官府乱抓一批无辜者，他用计擒获盗首，使狱中蒙冤受屈者30多人获释。因得罪豪门与上司，调任顺德（河北邢台）通判，专门管辖马政。由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于隆庆四年（1570）为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修《世宗实录》，隆庆五年正月十三（即公元1571年2月7日）卒于南京，年六十六岁。 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今邮电局附近）。今昆山归有光墓，为旅游景点一。

　　富藏书。其父在成化初，已筑书室百楹于安亭江上，名为“世美堂”。他又多方寻找采购。夫人王氏，亦极喜藏书，听说有零册散编，则令女仆访求，置书达数千卷。声称平生无它嗜，独好书籍，以冶性情。藏书印有“世美堂印”、“世美堂琅玡王氏珍玩”、“一往情深”、“魏国文正公二十二代女”等。编辑有《诸子汇函》，上自周代的鬻熊《鬻子》，下自当代的宋濂《龙门子》，共94家著作，是明末以前收录子部书最多的一部丛书。

倡变文风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时王世贞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有光贬斥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项思尧文集序》）。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反之，他认为那种“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沈次谷先生诗序》）。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答俞质甫书》）。当时，王世贞听到他批评自己“妄庸”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贞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还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

散文特色
　　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在若干记叙、抒情散文中，能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其艺术特色是：①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②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③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氏散文多写身边琐事，未能充分反映明代社会矛盾。但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入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著述名录
　　归有光死后，其子子宁曾辑其部分遗文，刻于昆山，词句多有改窜，其孙昌世与钱谦益遍搜遗文，细加校勘，编为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间，曾孙归庄又增益部分遗文，经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正集30卷、别集10卷，共40卷。内收各种体裁之散文 774篇、诗歌113首。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震川先生集》共40卷，系据明常熟刊本影印。

　　自古以来太湖流域以富庶闻名，但伴随着发展，太湖水旱灾情越来越严重，到了明朝，每三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水灾。归有光居住在安亭时，对太湖地区的水利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吴淞江是太湖入海的道路，只要拓宽吴淞江，解决吴淞江的淤塞问题，其他的水道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反对排泄太湖水，因为“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就使太湖干枯，于民岂为利哉”！他上书给当时的兵道、知府、知县，阐述自己的治水主张。他还搜集当时相关的水利文献，著《水利论前》《水利论后》等，撰成《三吴水利录》四卷，是古代太湖水利研究的重要资料。

　　归有光初娶魏氏，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魏氏去世，归有光续娶安亭望族之女王氏。归有光长子归子孝于1548年染病而亡，年仅16岁，归有光为他作了《思子亭记》以表哀思。归有光另有子归子祜、归子宁，参与整理归氏遗文。五子归子慕为万历十九年(1591年)举人，两次被逐，隐居江村，死后赠翰林待诏。孙归昌世，归庄之父，为著名篆刻家、书画家、文学家，与李流芳、王志坚合称昆山三才子。曾孙归庄，为明末书画名家，明亡后曾于昆山起兵抗清，事败隐居，拒不事清，晚年致力整理归有光全集。

　　王世贞最初因为文学观点与归有光相左而讨厌他，后来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认为归有光可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贞晚年时文风亦有转变，主张“文必秦汉”的他甚至沉迷阅读苏轼的文章。

　　林则徐曾在嘉定归有光祠题一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
　　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对归有光在水利方面的贡献和经学方面的成就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归有光以儒术成就功业。

　　清朝道光八年（1828年），江苏巡抚陶澍为纪念归有光，奏请道光皇帝于归氏故居安亭建造震川书院。书院与菩提寺相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震川书院停办，翌年毛怡源等于原址创办新学，改名震川学堂，初为小学，1905年改为中学，兼设师范，名为苏松太道立震川中学，是嘉定、昆山两县最早的中学。1906年又改为小学。现址为上海市嘉定区安亭中学。

　　为纪念归有光，清道光8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奏请道光皇帝批准， 动用菩提寺东边空地，建造震川书院。于道光8年（1828）动工，3年后竣工。书院占地11.7亩。

　　书院与古刹菩提寺相连，南有和尚浜溪流，对岸为大熊墙，缀以绿树翠蔓，清净异常。东与因果树相通，北又有和尚浜小溪。书院门首镌刻“震川书院”四个篆字。

　　清道光15年（1834），江苏巡抚林则徐因兴修水利事，过访震川书院，留下了“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的字联。

　　清光绪25年（1903），震川书院停办。翌年毛源等人借书院原有经费，在原地开办震川小学堂。至光绪32年（1906）增办中学。现为震川中学（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

科举不顺
归有光于明武宗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507年1月6日）出生在苏州府太仓州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

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的归有光，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但他参加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称他是“贾（谊）、董（仲舒）再世”，将其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

南下还乡后，归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归有光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徐文长（徐渭）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诸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

勇抗巨子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治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式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归有光屡不中式时，明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自己，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七子致力于诗，散文并非所长，但是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身处穷乡僻壤的布衣老儒。用钱谦益的话说，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晚年入仕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隆庆二年（1568年），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抱憾病卒
隆庆四年（1570年），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受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终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今邮电局附近）。